枪舞结束后，来自北直隶的那些预备学员又相继表演了刀舞和盾牌舞，并且打了一套用来强身健体的拳术，刚劲有力，气势十足，赢得了现场众臣的热烈掌声。
检阅完了那些预备学员，宣德帝让金英下旨，授予了福王和李云天京师讲武堂的印信，福王的印信是讲武堂司堂，李云天的印信是讲武堂总教官。
这意味着李云天除了都察院湖广道监察御史和翰林院庶吉士外，有了第三个职务――京师讲武堂总教官。
不仅如此，李云天在军阁还有一个加衔――兼掌军阁武选清吏司武举厅主事。
由于加衔上有“掌”字，表示李云天虽然不在武选清吏司任职，但是却能以武选清吏司武举厅主事的身份处理武举厅的事务。
兵部并入军阁后，所属的各个部门基本上没有变动，只不过顶头上司从原来的尚书和侍郎成为了军阁阁员。
唯一不同的是，武选清吏司设立了一个崭新的衙门――武举厅，以后将专门负责大明的武举事宜。
按照武举厅的级别，主管这件事情的官员为正六品的主事，不过武选清吏司并没有任命武举厅的主事，也就是说这一职位空缺，实际上掌管武举厅的人就成了李云天。
武举厅虽然是在兵部并入军阁后才成立，但在年前武举厅的官吏就已经被李云天确定，因此武举厅的官吏们也投入到了这次南、北直隶武举恩科的各项事务的筹备和运行中，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武举厅没有主事，故而由一名从六品的副主事来管理日常事务，定期向李云天汇报武举厅各项事务的进度。
李云天交给武举厅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协助新成立的农部清查大明全国的土地事宜，将结果登记在册。
在外人看来武举厅此举完全就是吃饱了撑的，多此一举，难道连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道理都不清楚。
这下可好，武举厅大大小小的官吏通通被李云天派去了两京和十三布政司清查土地，整个武举厅就剩下一个从九品的小官看门，显得冷冷清清。
谁也不会想到，李云天此举是在为日后义务兵制做准备，只有掌握了全国的土地状况才能给那些退役的士兵安排田地。
自此，李云天的官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京师讲武堂成立前，他的官职是――湖广道监察御史、庶吉士兼兵部武举清吏司主事。
京师讲武堂成立后，李云天的官职成为了――湖广道监察御史、京师讲武堂总教官、庶吉士兼掌军阁武举厅主事。
其中，“兼”字前面的是李云天的实际职务，“兼”字后面的则是他的加衔，由于“兼”字后面带有一个“掌”字，故而可以以武举厅主事的身份处理武举厅的事务。
官员有多个职务的话，各个职务之间的排名遵循由高到底的顺利排列。
以李云天为例，在他的三个实际职务中，湖广道监察御史的职务最重，排在第一，京师讲武堂总教官排在第二，庶吉士排在最末。
按理说，庶吉士是就职于翰林院，应该排都察院御史的前面，不过庶吉士并不是翰林院的职务，只是类似于翰林院的学员，并不是真正的翰林院翰林，也没有授予品级，故而排在了最后。
授完印信，金英让几名侍卫抬来了一张巨大的鎏金匾额，上面写着“京师讲武堂”五个大字，由宣德帝亲笔所书赐予京师讲武堂。
李云天将亲自将这块匾额悬挂在讲武堂正堂，以作京师讲武堂的镇堂之宝。
随后，金英当众宣读了宣德帝的一道恩旨，京城的勋贵和大明的亲王以及在京的郡王，不分嫡、庶，皆可让一名子孙免试进入京师讲武堂就读。
这道圣旨一出，现场的文武重臣无不大吃了一惊，对宣德帝的这一决定倍感意外。
因为永乐帝为了打击藩王的势力，已经废除了宗室可以为官的规定，即使是身为宗人令的福王也只不过在宗人府挂了一个头衔而已，实际权力归于了礼部。
对于福王来说，京师讲武堂司堂的职务本来也应该是一个虚职，可是随着宣德帝的这道恩旨，福王就将在讲武堂实行他的司堂的职权，坐镇讲武堂来威压那些宗室和勋贵子弟。
这道圣旨自然是李云天的主意，除了勋贵外，他说服了宣德帝，让各地亲王和在京的郡王的子弟进入讲武堂。
永乐后，大明的宗室受到了诸多的限制，例如，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官永绝，农商莫通，未得谕令无法离开封地等等。
即使是起名和婚嫁，也受到了严格的制约，未经获得皇帝的恩准，藩王的子弟只能称呼乳名，并且不得婚娶。
由于剥夺了那些藩王的兵权和政权，故而永乐帝给与了那些藩王子弟丰厚的经济待遇，每年不仅有例行的俸禄还有大量的赏赐，耗费巨大。
如此一来大明的那些宗室子弟就成为了不农不仕、啖民脂膏、被软禁在封地内的寄生阶层。
毫无疑问，安逸的生活使得各地宗室子弟的人口飞速增长，子孙蕃盛，俸给弥广，而大明每年的赋税有限，这些宗室子弟将会给大明财政带来巨大的隐患。
虽然永乐帝力推削藩，削掉了除了自己亲生儿子汉王和赵王以外藩王的兵权和政权，但李云天认为洪武帝用诸王屏藩中央的思路并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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