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够想象，整天处于冥想状态的杨•卡齐米日，居然偷偷学习了中国的孙子兵法。这是一个传教士托波兰驻华夏帝国大使历克斯男爵带给他的，对他以后的军事能力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比如，在1633波兰联邦与沙皇俄国争夺斯摩棱斯克战争中，他的才能就得到展现。
即便如此，杨•卡齐米日王子的生活从来也没有一帆风顺过。
他后来参加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因陷入法国作战的战争泥潭而失败。逃亡的路上，又被法国的秘密警察俘虏，关进了巴士底狱，受尽百般屈辱。
华夏帝国耶稣会及时伸出了援手，杨•卡齐米日得救之后，决定加入耶稣会，并被罗马教皇任命为红衣主教。因为杨•卡齐米日对哥哥国王瓦迪斯瓦夫的口头谴责表示反对，还导致了波兰联邦和教皇之间的外交冲突。
耶稣会在100年前由圣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创立并得到教皇的批准。耶稣会会士没有中世纪僧侣的那么死板刻薄，可以不穿僧衣，不过隐修生活，渗入社会各阶层，参与各种活动:开办学校、医院、投资工商业，进行科学研究，出入宫廷，担任忏悔师，积极推进海外传教。其组织特色是中央集权，为半军事组织，仿军队建制，纪律森严。
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以其精湛的数学和天文知识和对中国经典的通晓,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利玛窦，他来到中国之后，制订了一整套入乡随俗的"调和策略"，比如:结交中国士大夫和中国朝廷;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其他人文科学;遵行儒家习俗，尤其赞同中国教徒实行祭祖祭孔礼仪。这一策略为后来大多数耶稣会士所执行。
大明朝万历、天启、崇祯时期，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得到重要人物与知名人士的支持，其中包括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邹元标、焦竑、沈德符、李贽、李之藻、章潢、方以智、何乔远、袁宏道、袁中道、杨廷筠等。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受洗入教，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
华夏帝国建立之后，耶稣会成为仅次于儒教的宗教团体。毕方济、弥格、汤若望、邓玉函、龙华民、罗雅各等耶稣会士，为华夏帝国的开疆拓土和现代科学的对外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当然，他们更重要的作用是把华夏文化和儒家思想传播到西方。杨•卡齐米日被囚禁在巴士底狱的日子里，汤若望在华夏帝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指导下，为营救杨•卡齐米日四处奔走。
也许因为个性的原因（主要是性格孤僻），杨•卡齐米日很不适应宗教生活。于是他决定辞去红衣主教的职位，跟随汤若望前往中国。
在华夏帝国的首都南京，杨•卡齐米日受到了华夏帝国皇帝周垣的接见。
杨•卡齐米日与他的哥哥瓦迪斯瓦夫四世都属于瑞典的布里德耶特派系，他们的血缘可以追溯至布里德耶特妹妹的长子，与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同属于一个家族。准确的说，克里斯蒂娜是杨•卡齐米日的远房堂妹。华夏帝国皇帝周垣是杨•卡齐米日王子的妹夫。
杨•卡齐米日在欧洲的时候，就从波兰大使历克斯男爵那里听说华夏帝国皇帝喜好收藏，因此把从阿姆斯特丹书画商手里购买来的作品，包括是丹尼尔•舒尔茨、伦勃朗、鲁本斯、乔登斯、雷尼、圭尔奇诺、老布勒哲尔、巴萨诺等人的画作，送给了妹妹克里斯蒂娜和妹夫周垣做见面礼。
周垣对伦勃朗的画作《尼古拉•特尔普教授的解剖课》《参孙被弄瞎眼睛》《画家及其妻莎士基亚》、《怀抱萨斯基亚的自画像》等给予了高度评价。
克里斯蒂娜则来的更实际一些，她决定用帝国文化发展基金收购欧洲那些著名画家的画作，同时设立一个奖项，用以激励画家们心下心来创作，而不必为生活所担忧。
“谢谢陛下和皇妃殿下。”杨•卡齐米日作为一个文化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克里斯蒂娜开出一张面额为两百万华夏币的支票交给杨•卡齐米日，“表哥，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不能没有一点表示。这两百万元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救国救民的真理？那是什么东东？”杨•卡齐米日对克里斯蒂娜的官方语言有些糊里糊涂，推拖了片刻，方才收了下来，因为他确实也需要钱。
周垣告诉杨•卡齐米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风险和机遇并存，希望王子殿下能够在帝国潜心学习，等待一飞冲天的时机。”给人以希望，不过是动动嘴，惠而不费。
“谢陛下的鼓励。”杨•卡齐米日热血沸腾，“我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
但是在私下里，周垣对克里斯蒂娜说道，“这位王子多愁善感，最终难成大事。以后的波兰联邦将会风起云涌，杨•卡齐米日如果有幸登上王位，将难以驾驭那些桀骜不驯的贵族，也无法扑灭哥萨克人的反叛。除非他能够实行君主集权制，并有一个强有力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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