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米价大约是两到三块一担，一担一百斤，因此一斤米价值两到三分银。考虑到现在汉朝初立，各地还有战事未平，而且连年天灾战乱后，粮食产量大减，导致了粮价升高，但其它的物价虽也有上涨，不过没涨这么多。
总的来说，两块银元合一两银子，此时一块银元大约相当于后世二百人民币左右。
一枚铜元当半分银元，则大略相当于两块钱。
货币最小单位两块钱，这肯定不太合理，总不能买个馒头，还把一个铜元从中剪开来支付。
一枚铜元当半分银子，而半分银子，可以买一斤上好大米，买好多个馒头。如果百姓喝碗豆浆买个馒头，那就会出现不好支付的情况。总不能把一块铜元剪开来用，因此到现在，百姓只得纷纷又用上了各式旧制钱。
许多不法奸商，趁机又开始制造假劣铜钱，这既不便于百姓生活交易，也不利于国家。
“陛下，我提议以后银铜辅币各设四种面额，银币一元以外，另设五角、两角、一角、半角四种面值，而铜元也设四种面值，分为两分、一分、半分、一文。这样既方便铸造，同时增加了铜币面值种类，也利于百姓使用交易。”
刘钧想了想，这样一来，最低面值为一文，那就是相当于四毛人民币，半分就相当于一块。一分就是两块，两分就是四块。半角就是十块，一角就是二十，两角就是四十，五角则就是一百，一块就是两百，嗯，这样确实更合理一些，便于百姓生活，便于交易。
铜钱虽小，可不能小瞧，毕竟百姓日常生活中，零钱用的总是最多的。没有谁买个馒头还拿一块银元，买根葱也掏一张银元券的。
陆维章也反对再印小面额的纸钞，一来太小面额的印刷起来成本会比较高，二来小面额纸钞流通起来容易破损，不如银铜币耐用。
而且纸钞毕竟只是信用货币，并不如铸银铜币一样，还能有一笔额外的铸币利润。铜钱虽小，可铸造利润却更高。
两分、一分、半分、一文四种面值的铜钱，实际上就等于是当二十，当十，当五和值一。当二十的两分铜元，也不会比过去一文的铜钱重多少，但一枚却等于二十枚，就算两块银元折一两银，折算一下，两分的铜元也当十个铜板了。
事实上，明末的铜钱早就混乱了，各种私铸，就算最好的官方金背钱，一两银子也能值一千三百左右铜钱，私铸更是两三千甚至五千枚换一两银。
现在陆维章提议，朝廷也铸铜钱，但不铸孔方一文钱，而是铸这四种铜元，一块银元等于一千枚一厘铜钱，一厘也就是一文，但又铸两分、一分、半分这三种当二十，当十，当五的大子。重量不会多太多，含铜虽然固定百分之九十五，可总量下来了。
这等于用十分之一五分之一的成本，铸造出十倍五倍面额的铜钱。
这可不同发行纸钞，纸钞全靠信用，虽然看似没本钱，可一旦越过界线，则十分危险。但铜币不同，铜币是实体货币，再用银元做信用保证，朝廷就能从中大赚一笔了。
准确的说是刘钧的皇家银行要大赚一笔，而大批铜辅币的铸造，也能大大缓解钱紧的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零散的铜辅币，套回民间百姓商民手中的银子。
还能用铜钱，缓解一下朝廷的银储藏准备压力。
毕竟银子只有那么多，中国不是产银大国，银子大多靠从南洋和日本的商贸中进口。现在多一个铜钱，就能缓解不小压力了。
“嗯，可以，铜辅币做为一个辅助币种，很有必要。马上开始准备厂房和机器、工人，立即筹备开工铸造，我希望今年年底前能铸造出一亿总值的各种铜辅币，投入流通。今后对于那些旧制钱，要逐渐回收重铸，只收不出，全改铸为新铜币。”
刘钧估计，市场对于小额的铜辅币会需求巨大。
宋代流通两千多亿枚铜钱，就算大汉有银券银币，铜币的需求也不能完全被取代，一千亿枚铜元的需要肯定是要的，这等于要铸造四等面值的铜钱两三亿元之多。
一亿总值，那得铸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枚各面值铜辅币。
宋代时一年铸钱五百万贯，不过当时流行省陌，七百七十钱为一贯。五百万贯，就是三十八亿个铜钱。
而在北洋政府时期，据统计铸造的各式铜元就有八九百亿枚。
“等铜钱开铸，让银行那边再按一比五的准备金比例发行五亿银元券。”
如今的银元券有十一个面值，分别一百元、五十元、二十元、十元，一元五角两角一角，五分两分一分，刘钧觉得暂时并不需要再做更改了。
“从七月起，以后各家皇店就不能再用包税了，得按朝廷税法，一分不少的照章纳税，该多少就是多少。”刘钧说道。
不过不管是铸银币还是铸铜币，都需要大量的银和铜啊，不过中国的银产量一直不高，倒是日本，此时世界第二大产银国。
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中期，百年间，日本产银就达到两亿多两，日本如今已经取代欧洲人，比他们从美洲运到南洋转到中国的白银数量高的多。
刘钧甚至忍不住想，是不是找个借口出兵日本，先抢个几千吨银子回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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