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李清的记载，所谓弘光帝童女，捉蛤蟆是为了制作药云云，纯属胡扯：“如端阳捕虾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辨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
也就是端阳节捉蛤蟆，这是宫中的旧例，而不是什么弘光皇帝搞出来的名堂，却被一些人借题发挥成泼在弘光上的脏水。
至于“**季女”，也就是童女，甚至致死多人，谣言造的很厉害，许多人也信以为真，等到了南京沦陷，宫女都逃散到老百姓家里的，把宫里的真相一五一十的说出来，才真相大白。
这些泼在弘光皇帝头上的脏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不但没有什么童女的事情，弘光甚至并不是什么好色的人，李清在《南渡录》中说弘光帝：“燕居深宫。每徘徊诧叹，谓诸臣无肯为我用者，于吴姬亦罕近也”。
也就是连宫里的江南美女都很少亲近。
而且弘光本身是相当宽厚仁慈的一个人，本来在崇祯殉国之后，崇祯的几个儿子下落不明，他接位按顺序是理所当然的。
但由于万历时期，东林党和老福王的恩怨，东林一系的官员就拼命鼓吹要立潞王，史可法甚至编造出了朱由崧所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大不可立的罪状。
他们当然和朱由崧没有亲自接触过，这纯粹是由于因为政治动机编造的谣言。
而朱由崧即位后是个什么态度。
李清的记载是，“上宽仁，即位后从不追究，一日，阁臣及潞王事。上曰‘王，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李清是弘光一朝的官员，曾任大理寺左丞，对许多事情都是亲历亲见，他记载的史料价值远比那些道听途说，辗转抄袭的要高得多。
事实上也不单是李清，同样在弘光一朝为官，和弘光皇帝亲自接触之后的东林党人钱谦益，也有诗句表达对泼在弘光皇帝身上谣言的愤恨，“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嫠面呼风羯鬼灵。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南明在短时间内覆灭，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东林党一系的官员难辞其咎。
他们因为万历时期和福王的宿怨，为了阻止朱由崧接位，编造了大量关于朱由菘的谣言，所谓的“七大不可立”罪状，把他的形象丑化成极度不堪。
使得弘光帝从继位一开始就丧失了在臣民中的威信，导致南明朝廷在短短一年里内斗不止。
而清军能毫不费力渡江的直接原因就是当时明军大将左良玉，听信东林党编造谣言而对弘光帝极度不满，打着肃清朝政的借口发动内乱，置防清重任于不顾，把兵力指向南京。
而马士英为了抵御，也把军队力量用在防止左良玉的内犯上了。
要说南明覆灭的第一罪人，史可法排在第二，就无人能排在第一了。
史可法等人在事前的昏聩糊涂也就罢了，但大量官员包括东林系官员，在和弘光帝有亲身接触之后，扭转了自己的偏见，在自己的记录里澄清了真相，还了朱由崧的清白。
倒是许多局外人，没有亲睹其闻，依旧把凭借道听途说的流言诽谤当成事实传播。
许多历史学者宁愿采信那些荒诞不经，耸人听闻的传闻流言，而把最为可靠的李清等当事人的记载当作完全不存在一样，置之不理。
说弘光才能平庸软弱，也就罢了。非要造谣说他荒淫、童女，还把这种谣言当成确凿无疑的事实来对待。
当然如果真要这么认为也可以，那就正视南渡录中的记载，正视钱谦益的记载，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进行驳斥，也是一回事情。
可有些人已经明确有当事人可靠史料澄清的情况下，就全当那些史料不存在，既不承认，也不反驳，还把那种谣传作为真实到处散播，只能说这些人是缺乏基本历史道德。
明代的皇帝，在明人当时的记载里有各种不同的议论和记载，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平实的记载，有夸张的记载；有亲自接触和认真考证后写下的记载；也有道听途说的流言传闻。
到了现代，越是那些夸张的、离奇的、荒诞的、古怪的记载，越是被主流历史舆论当成是事实。
似乎许多历史学家都是用一种小报记者窥伺明星隐私桃色新闻，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方式来对待明代历史，唯恐记录不够夸张不够离奇，不能吸引人眼球。
而那些显得平淡客观的记载被弃若敝屣，仿佛完全不存在一样。
以这种方式从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开始，一直到万历皇帝、天启皇帝、崇祯皇帝、弘光皇帝全都被丑化了个遍。
如果有人指责他们的话，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的反驳说，我们引用的就是明代人自己的记载和议论，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
当然也许这也不能全怪现代的历史学家，这种做法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在梁颂成编辑校订的《杨嗣昌集》的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四库全书答问》谈到乾隆帝编纂全书的私意的时说：‘对于明朝者，乾隆帝欲暴露朱明之短，故搜集明代种种失德之记载，使之随古人名著，共传于后世，以永播其恶于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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